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

其次，贫富差距拉大，产业转移导致就业流失，政府财税收入锐减，赋税国家面临破产，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而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入，是生产低成本的选择，收益比在国内投入更高，所以他们会更富。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但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

目前从规模看，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43%，GDP占全球产出17.5%,外汇储备达到3.9万亿美元。无疑，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工厂的地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目前中国应该考虑的是如果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或者加工厂，经济全球化从中国退潮，中国经济应该怎么办？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增长动力，动力决定增长，动力耗尽，增长就趋于停滞，由此新的动力又将产生，推动新一轮的增长，这就是经济发展周期。简单地讲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主要来源于全球资本对全球资源的横扫与掠夺，特别是对全球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但由此也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问题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市场化程度比中国大得多，他们经济为何衰退了呢？还有俄罗斯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转型为何陷入困境？显然，经济增长自然离不开经济体制，但是经济体制不是唯一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加入WTO后的10年是中国经济黄金10年，但是也是中国改革停滞的10年，显然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并没有直接关系，经济增长更与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有关，与成本和利润有关。他们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加工制造，以出口为导向，基础在于成本优势特别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一旦这一优势逐步失去，经济增长也就随着产业的转移趋于减速与停滞。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目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全球资本的选择，而全球资本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以上这些因素，取决于资本在这一地区和国家的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在听取意见时，必须确保听到的是真意见、不同意见，避免被无序散乱的网络舆论所误导。

后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又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力代表社会的主导因素的是力量、武力，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冷静认识当前形势在了解了中国当前所处时代的阶段特征后，再来看冷静分析和观察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有多种划分方法。

目前中国处于第一步，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社会长期动荡、徘徊和停滞。但这期间，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减速，社会矛盾凸显。

但从政府角度来看，纳税人的钱建设的保障房必须是面向所有人群，不应该根据收入和财产状况来划分。从社会角度来说，就是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让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公平合理合法的表达与解决的清晰规则和渠道保障。举例来说，就是要从政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目前的房地产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走低，增长动力不断降低。

其实，这两方面综合来看，就是把利和理的问题解决好。在政策(包括法律法规等)制定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科学民主程序来进行，不得人为操控或走过场，保证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有效结合和统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包括四个步骤：第一步，经济增长正常减速。但问题是环境执法一直没有认真落实，根源在于体制问题没有有效解决。

如果用力-利-理-礼来代表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那么目前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减速，社会矛盾凸显，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当前还需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吗？如何从政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目前的房地产问题？如何防止房地产市场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如何解决我国执法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您认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全社会的共识吗？您同意把解决环境问题作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吗？围绕这些问题，笔者有一些分析和思考希望能与大家分享。认清了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当前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无论是制造业升级或是产业转移都需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首先应把中等收入的夹心层人群纳入其中。

地方环保执法往往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制约和权力干预随着近期新一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出现调整，稳增长力度不断加大，市场对中国是否会出现新一轮四万亿的担忧再次涌现。实际上，据笔者观察，大多数国内外投资者提及四万亿刺激不仅恐惧，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最高决策层表态不依GDP论英雄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如今反观四万亿经济刺激确实后遗症较多，包括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及连带的银行坏帐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等都与之不无关联。笔者一直认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变化而定，不刺激绝非李克强经济学的要义，坐视硬着陆而不采取政策是对四万亿矫枉过正的表现。

第二，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第三，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

但是，在笔者看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即四万亿广受诟病到底是反周期宏观政策的逻辑错误，还是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或政策执行机制中存在某种弊端？显然，这二者本质不同，应对方式也大相径庭，一旦混淆不利于总结经验，反而容易矫枉过正。而项目方面，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一贯存在，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高GDP，可以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

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等等。值得肯定的是，本届政府也避免再次出现上述困境方面也作出积极努力。

总之，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可以称之为硬着陆，危急之时，四万亿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业与经济衰退，方向是正确的，且推出之时市场也颇为兴奋。试问为何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在经济下滑阶段、缺少优质项目之时会取代大量财政功能，天量放贷？恐怕与当时政府给予的支持实体项目压力密切相关。而国内学者的批判则更为严厉，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小年等等，甚至包括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近日也发文抨击四万亿，并澄清如今新增投资不是新版四万亿。包括资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获得支持，便有花钱欲望，所谓不花白不花的现象就反映了对资金运用缺乏约束机制的事实，所以号称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最终超过10万亿。

其实，上述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四万亿的教训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如何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

例如，有报道称，2010年10.7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中，有80%来自银行贷款。（编辑推荐：贺铿：四万亿的投资有很多后遗症）不妨回顾四万亿推出之时的背景：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

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存在隐形的政府担保，国有企业历来被视为优势企业，其项目被视为无风险项目，而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而中长期来看，如果十八大三中全会能够立足结构性改革推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系、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无疑将释放更多改革红利，不仅化解四万亿后遗症，而且可以支持未来十年7％的增长。

比如政府推出的铁路地铁建设等更多是运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手段，加大中央财政支出而非让银行重新贷款给地方融资平台承担准财政有利于避免地方债务问题重演。当时银行承担了准财政功能是导致其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除了提出信息产业的发展外不再推出产业政策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实际上，当前大部分产能过剩企业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至今没有一例兼并重组案例，更无法谈及破产机制。

而家电行业也由于节能补贴政策导致近两年国内家电厂商却坐享红利，技术革新落在了国际竞争者之后。总之，笔者一贯认为，稳增长与调结构需要协调推进，在经济萧条时调节构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在增长中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条件，在调结构中使增长可持续仍是最佳方式。

例如，笔者在海外路演时发现，大多数海外投资者都倾向于认为，改革无疑要经历痛苦，如果新一届政府进行经济刺激，便意味着不能承受改革的代价，结果必然是重走四万亿的老路。启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加大银行对风险的控制等等。

第四，产业政策存在不少弊端。当时的四万亿是配合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以及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推出的。